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出版的强势突起，传统出版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由此，传统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在工作机制上，“编创一体化”成为一种新型的方法。这种新机制改变了传统以作者为主导的出版形式，采用融创作、编辑于一体的形式，以图书的策划和编辑为主导，从实践和事实本身出发，打造源于实践、源于实际、源于实情的文化产品。本文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的出版为例，探讨“编创一体化”的特点。
“编创一体化”的产生与现状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传统出版业在编辑能力、编辑理念、编辑组织方式、编辑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由此形成了“大编辑”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编创一体化”是“大编辑”理念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目前常见的一种出版机制。目前，很多图书采用了这种出版机制，尤其是名人传记、纪实文学、教材教辅等图书，具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和相对固定的出版风格，出版单位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创作之中，不同于传统的文稿形成后再介入出版流程。这种有着广泛现实和实践基础的做法有良好的读者基础，有更适应当前读者的明显优势，因此，“编创一体化”的编辑机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和利用。
创作和出版彼此依存，相辅相成。在传统出版模式下，作者把创作的成果交给出版社，而出版只是创作的一种呈现方式，出版是被动的。在“编创一体化”的机制下，出版显示出强大的引领性和主导性，有效聚集创作资源，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即便如此，目前出版界仍有人对“编创一体化”持否定论。否定论认为，出版单位和编辑是出版过程的中间环节，承担的是出版责任，只能充当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不应越界。笔者认为，应辩证看待“编创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既不能把编辑局限于修改加工文稿的狭小范围，也不能由编辑代替作者创作，而应当根据选题的不同类型和具体情况区分。
“编创一体化”的特点及实质
“编创一体化”的内在机制是，在图书出版之前，编辑就与作者就选题的内容、结构等进行协商，而进入创作过程之后，采用团队作业的方式推进。具体流程是出版社编辑首先通过大量的选题积累和广泛的市场调研提出选题。经出版社集体讨论并被采用后，编辑与作者组成创作团队，协同整个选题的创作。出版社的编辑与作者就作品立意、结构内容等进行商讨和沟通，甚至直接参与到文稿的整理和创作之中。
“编创一体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区别于传统出版形式，改变作者主导的形式，增强编辑在出版中的引导作用和组织功能，使编辑的功能立体化、多样化、丰富化。在信息化时代，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出版内容更要求精准化和创新化，这就要求编辑在策划选题之初就有一个明晰的定位和具体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编创一体化”就凸现显著优势，能够在选题形成之初就实现创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例如时下流行的“众筹”，还可以让读者也参与到选题的策划、创作中来。“编创一体化”打破了编辑和作者乃至读者之间的界限，可能出现“编创换位”“编读换位”，即内容的创作、采编和使用的边界可能会模糊甚至消融。由此，编辑工作者肩负起更多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也随之多元化，而编辑活动本身也拓宽了范围，具备更大的发挥空间。
从读者的角度来谈，从选题提出，到选题采纳，再到参与创作，编辑工作的每一步都围绕一个核心，即市场。市场是读者态度的直接反映，决定了作品的走向和生死。“编创一体化”的机制使编辑与信息时代密切相连，与市场密切联动，与读者反应密切相随。
“编创一体化”的优势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方式，“编创一体化”具有传统出版方式并不具备的优势。下面以采访实录系列图书为例，探讨这种编辑机制的优势：
由于目标明确，市场定位精准，“创编一体化”在获取效益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周密的市场调研和反复的讨论可以大大减少作品创作与出版的盲动性，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把群众路线教育落在实处，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的编辑积极策划了群众路线访谈图书，专门组建《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小组，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访谈，通过实实在在的故事和一对一的当面采访，挖掘一手材料，生动诠释了群众路线的内涵，成为广受欢迎的群众路线读本，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这种创作机制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具有真实、生动、鲜活的特点，确保文化产品的独创性和真实性。由于编辑在大量论证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选题，并且参与创作过程，和作者一起深入实际，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原创性，在选题重复和趋同化的图书市场中显得难能可贵，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成历史记载，流传广泛而久远。例如，《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用“编创一体化”的方式，由编辑和作者组成的采访小组奔赴各地采访，采访曾经接触过习仲勋同志的群众，由群众讲述他们所见、所闻的习仲勋同志的历史故事，再现“群众领袖”习仲勋的风范，还原习仲勋践行群众路线的历史细节，生动诠释了群众路线的真谛。在采访过程中，采访小组还使用笔录、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确保取得第一手的真实资料，确保文稿内容的真实性，把编辑工作融入创作之中，在文稿完成之际就进入排版设计流程。
作者和编辑一体化的创作团队，加快了创作效率，缩短了创作与编辑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完成作品。这种团队创作体制集中了作家和编辑多人的智慧，不仅可以弥补单人创作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而且使作品更为完善和成熟。例如，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为创作《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组建了专项小组，由编辑和作者同时参与采访和稿件的整理与写作。编辑发挥自身的职业特长，设计采访问题，并组织协调采访；而作者发挥自身的写作特长，整理文字，撰写稿件。稿件写作完成后，编辑第一时间根据采访实际情况，直接进行编辑加工，确保文稿快速、准确地完成。由此可见，这种机制有助于作品的顺利完成和总体质量的提高。
“编创一体化”的局限性及应对策略
不容否认，“编创一体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并非适合所有的图书选题，它本身带有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接下来，笔者分析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及其规避策略，以做出有益探讨，避免使用不当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编创一体化”优势的发挥受图书类型的限制，并非适用于所有图书类型的出版。图书类型丰富多样，读者需求多种多样，“编创一体化”比较适用于口述历史类图书的出版，有助于提升图书内容的实用性，从而使图书在质量、市场效益等方面都获得好的效果。而对于想象性、虚构性、专业性很强的图书而言，这种方式并不适用。这类图书的典型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或者在某个专业领域的特长，为读者提供独特的文化产品，而“编创一体化”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限制了作者专业水平的发挥。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会降低此类图书的可读性和新造性，使读者丧失阅读兴趣，造成文化产品质量滑坡。因此，采用“编创一体化”的机制，必须选择正确而合适的图书类型。
对于有影响力、有思想深度、有专业研究领域的作者，必须减少编辑介入的程度。因为，无论在思想高度上，还是在专业水平上，编辑受自身水平的限制，可能无法准确地判断文稿的价值和思想，难以提出有价值的恰当的编辑意见。一般来说，作品的专业性越强，编辑越应该减弱介入程度；作者的学识越高，编辑越应该降低介入的层次。
这种编辑机制创作进度缓慢，在出版行业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今市场，无疑对出版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备超前的眼光和坚定的魄力。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小组举例来说，为了深入实地采访，在立项之初就制订了详细的采访计划，提前联系采访对象，预约采访时间和地点，列出采访名单和采访时间计划表。采访小组行程两万多公里，历时多年，采访多位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最终出版《习仲勋与群众路线》。
诸如此类的选题，在执行之初，就应该做反复论证和大量调研。因此，采用“编创一体化”的机制，必须建立在充足的前期准备基础之上，不能盲目化和随意化，而应该按照预先制订好的计划严格执行。这就要求编辑具有全面的知识储备和灵敏的信息嗅觉，具备高效工作、全程把控的能力。
“编创一体化”要求编辑和作者之间通力合作，协调工作，步调一致，互为补充。这就对编创团队的人员配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编辑熟悉作者的创作方式和风格，提出切实可行的创作意见和编辑意见；要求作者充分理解和配合编辑的策划方案和市场定位。反之，则是南辕北辙，降低工作效率，拉低创作水平。因此，在团队配备方面，必须建立在编辑和作者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
“编创一体化”具有独特的优势，编辑介入创作过程也是传统出版转型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打破编辑与作者的界限，并不意味着编辑与作者的趋同化。换言之，编辑的介入过程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并且要遵照作者的意见和感情，不能妨碍作者的自由创作。
综上所述，“编创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独特的、高效的出版机制，拓展了编辑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编辑工作的形式。然而，它自身的局限性就要求编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对市场的敏感度，提高对信息筛选的决策能力，恰当介入创作过程之中。与此同时，这种出版机制对作者也提出了新的创作思路和方法。